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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uibi已老,TikTok正年轻

本系列属于非典型更新,基于我每周看到的海外 VC、创投媒体 newsletter 推荐我觉得不错的优质英文文章。单条内容稍短,阅读压力很轻,但信息量足够扎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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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日常工作、学习、娱乐、锻炼,所有你能想到的事情都可以交由某个巨头完成(国内也有完全不弱甚至更强的同类产品),我们讨论它们,理解它们,受益于此,也受困于此。

言归正传,本文有以下 5 条内容:

1)Zoom 的另一种可能

2)Quibi 已老,TikTok 正年轻

3)“资本主义”的有效性从何而来?

4)约会神器 Tinder 如何看待自己的壁垒与缺陷?

5)Marc Andreessen 为何推翻自己十多年前的高效生产力指南?

1)Zoom 的另一种可能

思考 Zoom 这家公司有一段时间了。目前有部分零散观点和证据,但还不足以串成一个完整逻辑。所以先分享一个比较认同的视角,来自 Ben Evans(他的每周 newsletter 我必读,是目前为止最值得花时间的没有之一)。

在 Snapchat 推出之前,已经有 Flickr、Facebook、Instagram 等多种解决方案,分享图片的产品虽多,但 Snap 提出了一堆以前没人真正问过的奇怪问题。

比如,为什么必须按下相机按钮拍照而不是在 App 里直接打开相机?为什么人们要保存所有图文消息(它和之前保存所有电话记录有何不同)?Snap 甚至进一步提出:“为什么人们要发送图片?潜在的社会目的是什么?”事实上,你并不是真的要向某人发送一堆像素,而是借此实现交流。

这个问题套用到 Zoom 上也一样。它很好地解决了接入视频电话的困难(即提供了足够便捷易用的工具),但实际上 Zoom 并没有真正问过人们为什么要加入视频电话会议。

Zoom 消解了通讯工具需要跨过网络效应门槛的必要性,但同时,这意味着它无法构筑网络效应壁垒。

2)Quibi 已老,TikTok 正年轻

从目前的公开数据看,Quibi 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几成定局。最近 Ben Thompson 写了一篇长文阐述对 Quibi 的看法,叙述逻辑还是略显复杂。。我读完之后写了个 brief,供参考:

Quibi 创始人卡森伯格认为:娱乐内容的代际变迁由科技、创造力共同叠加完成。电视时代把过去的电影内容移植到了家庭场景中,使得高品质视频得以更方便地消费。既然上一次的变革已然由电视完成,而现在人们的主力设备是手机,那么 Quibi 给自己定义的使命就是,引领这一次风潮,将同等品质的视频内容无缝转移到手机。

Ben 对此并不看好,他认为,手机作为消费视频主力的新时代确实来了,但卡森伯格似乎忽略了几点:

其一,手机不仅是视频消费设备,还是视频创作设备(摄像头捕捉素材、剪辑软件完成进一步加工)

其二,网络的便利性和手机的超高渗透率使得所有人都可以上传任何内容

其三,曾经决定人们消费内容的是极少数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策展人,而眼下,算法接过了这个角色。

在过去,影院屏幕并不那么多,人们特意去到影院的时间也不多,因此电影时代的视频内容策略是以稀缺满足稀缺。但电视时代尤其是手机时代的来临,伴随着两个变化:

第一,内容消费场景多样化,人们的时间不再稀缺。

第二,互联网/科技本身是反稀缺的,它通过提供大量且冗杂的东西过度满足消费者,然后真正好的会脱颖而出。视频内容的生产不再稀缺。

Ben 认为,这种丰裕和稀缺的矛盾有点像 Shopify、Amazon 今天的处境。在他看来,Amazon 代表了“影院时代”,它优选最易规模化、满足人们公约数需求的商品,然后送货到家;而 Shopify 是“电视、手机时代”,它作为开放平台不需要为用户需求那么负责(因为这个问题是商家应该解决的),只要成功的第三方商家一直在这里开店并交纳“渠道费”即可。

因此,商家在 Shopify 上的流失率高,既是消极信号也是积极信号。消极之处是大规模商家无法持续为平台付费,平台收入可能不稳定;但积极之处在于,它降低了开店门槛,不对的东西被淘汰得很快,但有可能对的东西出现得也非常快。于是,最终整个生态繁荣、正向运转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大的。

TikTok 也是类似逻辑,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始终让一小撮人生产最优质的视频内容(长+短),而是始终吸引最有创造力的人才来这里上传内容,并给他们足够大的流量让其留下来。

即,TikTok 的策略是过度满足,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充裕逻辑;而 Quibi 的思路是优中选优,延续了好莱坞电影时代的稀缺逻辑。

后者相比前者毫无优势可言,因此,Quibi 和卡神老了。

Ben 最后指出,TikTok 陷入中美之争,数据无法通用,使得它也面临比较大的危机。而前迪士尼高管负气出走、履新字节,其实无法切实帮助 TikTok 走出眼下的困境。

3)“资本主义”的有效性从何而来?

其实我原本给这个文章起的标题叫:管中窥豹,资本主义是如何宣扬正能量的。需要说明,这个标题并不夸张。和我们熟悉的另一种主义不同,这篇文章也在弘扬正能量,但看上去,它更值得被信赖。

原文作者一开头的观点就让人眼前一亮,他说,我们对两件事情是深信不疑的。

哪两件事?

其一,资本主义之所以 work,是因为有一个强大动力在驱使。和平、安定时期,这个动力叫做“利润”。而当外界环境剧烈变化,生存成了动力之源,那么它的强劲爆发将远超人们的想象。

以美国 1930 大萧条为例。经济学家亚历山大·菲尔德(Alexander Field)的结论是:“总体而言,1929 年至 1941 年,是美国经济史上科技进步最迅速的时期之一。” 1930 年代,生产力的增速是十年前的两倍。

究其原因,1920 年代是休闲时代,这个阶段人们负担得起放松。而 1930 年代是疯狂解决问题的时代,因为此时人们别无选择。

大萧条导致了经济崩溃,但也正是在这个阶段,诞生了微波炉,防晒霜,喷气飞机,火箭,电子显微镜,尼龙,影印技术,聚四氟乙烯,直升机,彩电,有机玻璃,民航,大多数塑料产品,合成橡胶,自助洗衣店以及其他无数发现。

二战是另一个例子,那六年,同样是历史上各项技术发展最快的六年。二战之初,大多数军队还在用冷兵器,还有骑兵。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,核裂变技术已经成熟。

简而言之,最重要的创新源于恐慌引起的需求,而不是和平时期的美好愿景。

其二,动荡通常始于自满,最终变成过度反应。

当普通人都环顾四周且意识到处境多么糟糕的时候,事情往往不会继续恶化下去。也许就在一年之后,他们回头一看就会发现,当初自己多虑了。

当然,也许不只一年,也可能是更长的一段时间。但是事后看来,我们总会发现,悲观主义曾经走得太远了。

4)约会神器 Tinder 如何看待自己的壁垒与缺陷?

Tinder 现 CEO Elie Seidman 最近接受 The Verge 采访,挺有料的。主题很简单,围绕 Tinder 用户行为的变化谈谈“疫情时期的爱情”。

通篇看下来,Eile 有这样几个观点挺好玩的:

其一,即便是在性观念更加开放的北美,陌生人社交 App 也曾被污名化,2012 年 Tinder 刚在美国校园流行起来,和几年前国内陌陌的名声差不多。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,主流文化开始认同,“耻辱感”会逐步下降;

其二,Elie 把互联网分成了三个大类——信息互联网、商务互联网和社交互联网。他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把线上平台当成真实的线下场景,在类似 Tinder 的平台闲逛(而非单纯带着某种目的);

其三,被问及如何看待 Fortnite 可能的竞争关系时,Elie 重点提到,大型多人在线游戏便于社交的原因是为用户提供了天然、流畅的场景,而 Tinder 的优势是,用户年龄特征和使用习惯,这是其他任何平台都代替不了的。这个平台依然聚集了最多、最想认识陌生朋友的年轻人,目的性和意图就是它作为社交平台最强的壁垒。

5)Marc Andreessen 为何推翻自己十多年前的高效生产力指南?

十年多前,Marc Andreessen 发布了一份非常知名且反常识的生产力指南。他认为要让人沉迷于工作很难,而当时市面上给出的大多数建议都是错的,所以他给出了自己觉得真正有效的建议:

第一,不要给自己制定计划。随时开始你认为最重要或最有趣的事情

第二,只保留三个 List,Todo List,Watch List,Later List。必须要做的事放进 Todo List,需要持续跟进的事放进 Watch List,未来有兴趣做或有时间再做的事情放进 Later List,如果一件事不能排进这三个 list,就当它不存在

第三,每天睡觉前准备一个卡片,列出第二天要做的 3-5 件事,然后第二天真的去做这些事

第四,结构性拖延。如何治疗拖延症?只需在你极力抗拒做当下这件正事的时候,很自然地遵从这个想法,转头去做另一件你当下不那么排斥、但依然重要的事即可

(这份生产力指南本身较长,鉴于本条内容主要不是谈它,链接放在文末,如有兴趣可以深入阅读。)

有意思的是,最近 Marc Andreessen 又出来接受采访了。访谈时间是今年 5 月,挺新鲜的。而这一次,他推翻了 2007 年旧指南的大多数看法。

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,曾经最讨厌计划日程的他,现在无比遵守日程安排。我们甚至可以一睹他最近的 calendar:

当然,此次访谈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这张表,也不是获悉 Marc 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人。而是去探究背后原因,他为何发生了这样的转变?

我觉得此次专访中他把原因讲得很清楚了。再加上全程讨论的问题都很抓人,Marc 给出回答也挺真诚,我确定它是最近出现的一篇非常值得细细看完的专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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